那些绳子是我十三岁时挂上去的。
挂的时候五颜六色，现在褪得只剩下暧昧不清的灰败，残破而陈旧，就像我记忆里那点遥远到模糊的内容。
十三岁那年我在长沙生了场大病。
爸爸说，我这条命几乎是捡回来的，因为当时我得的是脑膜炎。
这种病因高烧而起，对大脑的破坏力极大，很多人被抢救回来后往往留下了终身不治的脑疾。
而我无疑是幸运的，在昏迷了数天后清醒过来，那病并没有对我的大脑造成任何实质性的破坏，唯一的后遗症是丢了点记忆，那些在我被高烧烧得迷迷糊糊似醒非醒时的记忆。
而这同脑疾相比算得了什么，况且，大多数高烧者通常都记不清楚他们病得最厉害时的情形。
这本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，可常听人说得多的就是，幸运总跟不幸这东西形影相随。
就在我病好后跟着爸爸赶回上海，开开心心预备给等待在家的妈妈一个惊喜时，没想到，那等在家的却是一个没人能料想到的不幸——我妈疯了。
没有任何预兆，突然得令人觉得一切都不是真的。
至今都还清楚记得第一次见到她发疯时的情形。
那天我刚跟爸爸回到上海。
很久没回家，当时心情是雀跃的，因而跑上楼的速度很快，一边飞快地往上跑，一边大声叫，妈妈！
妈妈！
而她就在楼梯口坐着。
嘴里哼哼唧唧，哼着一首跑了调的歌，手里抱着热水瓶，好像抱着个小孩子。
见到我迎面朝她奔过去，她没有笑，也没有任何表情，就像我下午去看她时那副样子，漠然的，仿佛在看一样于己无关的东西。
然后突然间，在爸爸意识到不对劲正要把我拉住的时候，她猛地站起身，把手里那只热水瓶朝我一把丢了过来！
毫无防备间我的腿当场被热水瓶砸了个正着。
滚烫的水立时粘住了我的裤子和皮肤，幸而水不多，浇得也浅。
那是我腿上第一道伤疤，它来自我的母亲。
“你怎么了。”
身后突然而来的话音令我惊跳了下。
回过神发觉自己身体正抖得厉害，不着寸缕，我的身体完全暴露在夜里阴寒的空气里，冻得皮肤隐隐发青。
见状斐特拉曼松开手将床单朝我丢了过来，把我整个人包裹在里面。
我牙齿咯咯作响，床单里没有丝毫温度，因而令我冷得更加厉害，这感觉让我再次呕吐了起来，扒在床沿吐得眼泪模糊，可是吐出来的东西却很少，全是些粘液和一些粉红色的泡沫。
吐完后总算抖得好了点，我大口喘着气，发觉斐特拉曼坐在一边在看着我的背。
“再深点它就进入你骨头了。”
继而他对我道。
我恨他说得这样直白，就像一个医生在对患者明确指明他的癌细胞已进入晚期。
“那样我还能活多久。”
抹干净嘴巴问他。
“不知道。”
不知道？也好，总好过告诉我一个精确的数字，让我没办法再冷静面对剩下来的那点儿时间。
未知有时候并非是件坏事，不是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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