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是田鼠。”
“田里的老鼠。”
他被这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动摇，表示对我妥协，放弃猎物。
我赞许他的做法，和他一起将田鼠找个角落埋起来。
我们以为是孩童不谙世事的残酷，不是品行的象征，没必要大加斥责以增添孩子的心理负担，忽略了事件的发生必然有其原因与规律。
第二次是麻雀。
黄昏时候，一只麻雀不知怎的闯进屋里，跌跌撞撞找不到出口，秀一蹑手蹑脚过去，猛地一扑，把麻雀捉住了。
他向良子要了根细细的红绳系在麻雀瘦小的左足，另一端拴在门把处，抓了一小撮大米在它旁边地上。
我劝告他：“秀一，把它放走吧，麻雀是养不活的。”
但我知道这孩子有一种固执的秉性，不尝到失败的结果不会放弃。
麻雀被拴住后果然不吃不喝，小小的身体有多少能量，很快虚弱下来，无论秀一怎样贴心照料，在失去自由的前提下，它的死亡是被预见的必然。
第三日，休息日，我伏在案前写稿子，撞见秀一拉着红绳，绳子另一头不在麻雀的左脚，而改换在了脖颈。
这幼稚的暴君在我的绯樱树上执行了它的绞刑，任麻雀娇小的尸体僵直吊在枝桠。
不是说我没有阻止，等我走到他面前，麻雀已死去多时，这出绞刑比起实用倒更偏向仪式。
秀一不慌不忙，显示出一种惊人的漠不关心。
这一回，我无论如何不能忽视放过了。
我逼视着他，声色俱厉：“你为什么要杀它？”
“它不吃东西，早晚会死。”
“你放了它，它就能活下来。”
秀一自有一套逻辑，“那个时候他就不是我的了，我干嘛关心它能不能活？”
“这只麻雀不属于你。”
“从我捉到它，它就是我的了。”
“那你更应该对它负责。”
秀一却好像十分不解地叫起来：“负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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